刺猬乐队:逃出生天

2019-09-09 10:09:48   评论(0
来源:温州商报         字号:T T
摘要:刺猬在《乐队的夏天》的最后一首歌是《生之响往》,唱完以后,他们还沉浸在上一首原创歌曲《光阴 · 流年 · 夏恋》的沮丧里,石璐的鼓点打错了,子健也没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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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在《乐队的夏天》的最后一首歌是《生之响往》,唱完以后,他们还沉浸在上一首原创歌曲《光阴 · 流年 · 夏恋》的沮丧里,石璐的鼓点打错了,子健也没唱好。但下台时,《火车》的旋律响起,全场开始合唱。站在后台还未离开的三个人听到了,石璐跟着唱了两句,唱着唱着,眼泪落了下来。她曾无数次想象过演唱会上会有这样的场面,但一直不曾出现。

那一刻,她觉得一切都释然了。

A 35岁

刺猬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赵子健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35岁玩不动摇滚乐。”这支乐队的三位成员,他,鼓手石璐和贝斯手何一帆都出生于1983年——去年,2018年,他们35岁。

现实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赵子健的判断。从2005年到2014年,他们平均一到两年出一张专辑,紧跟其后的是宣传和巡演,一轮热闹之后归于沉寂,然后再写歌,再出专辑,再巡演,他们出了七张专辑,这样的循环,走过了七次。

这个过程并不是螺旋上升,而是逐渐变成一个疲惫的死循环。他们希望自己的歌被更广泛的人群听到,但他们看到的事实是,不管到哪儿巡演,台下始终就那么两三百人,有时甚至更少,何一帆向《人物》描述那种感受,就是“突破不了,再怎么折腾也就这样了”。

2018年,巡演时唱完歌,子健会在台上说:“演完这轮,就散了。”他们的排练依然很少,偶尔接个演出,“但是没有一个下一步,估计也扛不了多久了。”

石璐忙着给女儿挣奶粉钱,同时还兼任另一支乐队的鼓手,微博上都是那支乐队的演出日程,刺猬的越来越少。一帆按时上班、下班和朋友打球。子健又去上班了,还是当程序员。他想着,刺猬解散之后,自己也不打算再组新的乐队了,他想着攒点钱离开北京,去个小城市买个小房子,结婚生子,有闲的话就写写歌——关于未来,这是他能想到的很好的状况。

“20到35岁,这应该是创造财富的年龄,你都扔这里(摇滚乐)了,完了你拿着那几张唱片,没人听,也没钱,什么都没有,你未来也不知道在哪儿,最后真的就是你不能说后悔,但是也不想再继续了。”子健说。

年底的一天,石璐在微博上收到了《乐队的夏天》的邀请,看到“综艺”两个字,直接删掉了。后来,节目组辗转找到了他们,双方见面聊了一下。罗兰是《乐队的夏天》中负责刺猬的导演,她记得沟通时,刺猬的诉求很简单,就想把《火车》唱了。“想的就是让这首歌能被更多的人听到,人留下来留不下来都无所谓。”石璐说。

第一期节目的录制定在2019年4月,在那之前,刺猬的状况看上去还在变糟。

B 24小时摇滚聚会

2006年,美国人Michael Pettis在北京五道口开了一家名为D-22的酒吧。

Michael是一位北大金融学教授,被戏称为“中国摇滚乐的白求恩”。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在纽约开过一家叫做Sin的摇滚俱乐部,Sonic Youth乐队和音乐家约翰·佐恩在尚未成名时都在那里演出过。关于创办D-22的初衷,Michael在早年接受采访时说:“10年或者20年后,全世界都会了解到北京的这一代乐手,他们中很多人会借由我们提供的这个尽可能鼓励他们发展自我才华的场所,一举转变成为杰出的音乐家。”

乐队的年轻人们终于有了舞台,派对开始了。

为了照顾周围的学生来看演出,D-22的门票定价很便宜,三十块钱一张,当天的门票收入大部分会分给表演的乐队。2007年初,刺猬在D-22做了第一场演出。演出之后,Michael追出来,塞给子健几百块钱,是那天全部的酒水钱,他热情邀请刺猬在两周之内回来演第二场。子健特别惊讶,“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认可。”

子健写过一首《24小时摇滚聚会》,歌词描述了D-22当时的状态:“最酷的乐队都在这里,欢迎光临,这里没有约束,有你想要的一切。”这首歌成了刺猬的金曲,每次唱的时候,总有很多人“跳水”。

当时的子健写歌很快,经常熬夜写,越写越兴奋,写完抬头天已经亮了。骑着电动车等红灯的几十秒钟内,也会掏出手机,把脑子里的旋律哼出来,录下来。石璐记得,子健常常会在夜里突然爬起来,伸手够个小本,趴在床头写歌词。“他来灵感了,他必须得记录下来。”

摇滚乐手张守望说,当时玩乐队的人状态都和子健有些类似,人人都在急于绽放,“极度兴奋,极度狂欢,极度消耗自我地去创作。”

C 生活的下坠

子健人生中的第一次演出是大一,在北工大的台上嘶吼完一首歌,下台跪在地上就开始痛哭,不停地把脑袋往地上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从里到外的凉。”之后的很多次演出,表演完下台,他心中常常会有不知从何而来的悲凉。

在张守望看来,那就是玩摇滚乐的宿命,“你真的是在燃烧自己,每一次演出都是掏空自己,它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没有了这些可能就不太能称之为摇滚。”

机会仿佛永远轮不到摇滚乐。音乐节上,刺猬的表演位置一般都在下午第一或第二个。石璐说,她总是盼望着晚上演,灯光和氛围都好,她曾跟主办方委婉地暗示:“希望我们演的时候能开灯。”对方假装没听懂,说:“没问题,你们下午演,我把灯给你们开开。”

一定程度上,一帆能理解子健的沮丧,他也正在经历同样的困惑。为了保证乐队的演出,他放弃了很多次升职的机会,有一个和他同龄的同事辞职了,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副总,年薪百万元,而他依然还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尽管音乐在很多低落时刻给了他鼓励和滋养,但随着岁数越大,他发现这种收获只跟自己有关系,无法给家人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他感到愧疚。

石璐也在经历人生的低谷。她于2015年结婚,2016年生女。分娩的过程很惊险,石璐父亲将她送到医院十分钟之后,孩子生了出来。石璐父亲在手术室外面落了泪,而石璐的丈夫在四个小时之后才到医院。同年,石璐决定离婚。

婚姻的破碎令她情绪低落,但更痛苦的是,她发现自己没法打鼓了,生完孩子之后,她坐不住,尾椎常有难以忍受的疼痛,她看着自己的鼓,觉得是不是要跟它告别了。

D “活过来了”

《乐队的夏天》第一期节目录了三天,刺猬是最后一天上台的。他们每天坐12个小时,看其他乐队演出,内心憋着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子健想:“我就是觉得我应该把这几年的东西全都埋到这里头,演出来。”

终于轮到他们上台,灯光亮起,打在他们身上,一帆弹着贝斯,随着音乐晃动,石璐的每一个鼓点都像是用尽了全力,子健用了四分钟唱完了这首歌,结束时,他摘下吉他,狠狠砸了一下石璐的镲片。一帆一直记得那个瞬间,好像就是在那一刻,“活过来了”。

一帆觉得,来乐夏之前,他们是遍体鳞伤的一支乐队,“已经被摧残得快站不起来了。”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们仿佛在慢慢回血。

在严酷的赛制下,他们从未如此清晰地感觉到三人是一个团队。以前除了巡演以外,他们不曾这么密集地待在一起,一次录制就是五天。他们仿佛在漫长的争吵和排练中,更加理解了对方,也原谅了对方。

石璐能感觉到一些子健身上的变化。那些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的特质又回来了,现在演出前,子健会调调琴,开开手,那种认真劲儿石璐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了。以前排练室里,子健唱歌总是哼哼唧唧就过去了。现在唱得特大声,石璐听着觉得扎耳朵,他还觉得老听不见。新裤子的主唱彭磊跟石璐聊天,觉得子健的状态又回来了,“Sonic Youth回来了。”

子健终于过上了出门要戴墨镜的生活。打车的时候,他看到司机等候时手机里播的是《火车》,司机一回头,认出了他。父母家的电视和手机反复播着刺猬的歌,子健父亲谦虚地说,“看他(子健)唱歌,会掉俩仨眼泪。”他的手机睡觉时也放着儿子的歌,去参加同学会,老同学喝着酒感叹:“你们家子健可算是成了。”

刺猬的微博粉丝从3万涨到了114万,演出、采访、各种活动汹涌而来,刺猬的宣传以前一个人负责好几支乐队,每支乐队的工作量不算太大,现在已经无法兼顾,她告诉《人物》:“以前(刺猬)一个月两三个活儿都算多,现在恨不得一天有三四个活儿。”

刺猬在乐夏的最后一首歌是《生之响往》,唱完以后,他们还沉浸在上一首原创歌曲《光阴 · 流年 · 夏恋》的沮丧里,石璐的鼓点打错了,子健也没唱好。但下台时,《火车》的旋律响起,全场开始合唱。站在后台还未离开的三个人听到了,石璐跟着唱了两句,唱着唱着,眼泪落了下来。她曾无数次想象过演唱会上会有这样的场面,但一直不曾出现。

那一刻,她觉得一切都释然了,“好像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个共鸣。”她忍住眼泪拥抱了子健和一帆。她和子健已经很多年没有拥抱过,俩人动作都很笨拙,有点不知所措,最后像是撞在了一起。

据《人物》


网络编辑:王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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