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大王”李方平 口述三次艰苦创业

2018-11-08 17:15:46   评论(0
来源:温州商报         字号:T T
摘要:40多年创业路,几经周折,数次被中断,创业激情依旧。虽然创业中断都不是主动选择,还带着很多的无奈和辛酸,但这些挫折倒逼我的创业步伐走得更远更强劲。能一直走在创业潮头,我应该算是幸运儿,如今,我和我的家人仍奔跑在创业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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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代订经济合同委托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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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浙商博物馆收藏的印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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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创业路,几经周折,数次被中断,创业激情依旧。虽然创业中断都不是主动选择,还带着很多的无奈和辛酸,但这些挫折倒逼我的创业步伐走得更远更强劲。能一直走在创业潮头,我应该算是幸运儿,如今,我和我的家人仍奔跑在创业前线……

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一部波澜壮阔创业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奋斗创造的。

吃“改革饭”长大、走“创新路”起家的温州人,就是其中的践行者。

惜往昔,老一辈温商敢为人先,开疆拓土,砥砺前行,探索出了“温州模式”这一发展之路;

看今朝,新生代温商朝气蓬勃,接力奋斗,锐意创新,扛起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

2018年,中国再次踏上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温州也面临着如何继续当好改革开放风向标的使命挑战。老一辈温商形成的“温商精神”留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温商精神”如何薪火相传?新生代如何接力传承?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本报推出系列报道《致敬探路者·创业父子兵》,采访一批子承父业的温州企业家家庭,讲述他们艰苦创业的传奇经历和传承温商精神的接力故事,展现温州民营经济传承发展、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们希望通过这组报道,深入挖掘“温州精神”,激励温州人奋斗前行,同时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保存真实而生动的“温州元素”。

征集令

改革开放四十年,温商几代人勇立时代潮头、接力创业的故事层出不穷。为丰富报道素材,我们特向读者征集报道对象。如果有推荐或要自荐的,请拨温州商报热线0577-88817110,或关注温州商报微信公众号、温州人物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和我们联系。

第一次创业:

我拿着地图,坐火车先去标红星的省会城市,然后就顺着火车站和铁路线,在沿途找工厂谈合作

我跟大多数上世纪50年代的人一样,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家庭。那个年代的社会还很艰苦,求学更不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小学五年级时,正遇上“文化大革命”。书没的念了,我们就只能帮着家里做农活。

我的父亲是地地道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相比之下母亲出身较好,上过学,家里开过中药铺,舅舅还是教书先生,她知道学问很重要。在母亲的坚持下,赶在1969年春季招生我念上了中学,虽然当时只学语文、数学两门课,但比起很多同龄人,能够多念两年书已经挺幸福。

到中学毕业,我就开始做生意了,当然当时勉强能称为“生意”的,无非就是置换些自家做的米粉干、菜籽油或者是番薯干。那时候因为生活条件的窘迫,免不了常常感叹自己命苦。当时有个借住在家里的邻居,他那时候是柳市公社的供销员,跑些螺丝钉之类的配件业务。闲谈里,他提议我不如跟他出去走走。也是凑巧,之前正碰到一个算命先生跟我说,贵人就快来了。于是,我背着包就跟他一起到了上海。

1973年的上海,是全国各地供销员的“大本营”,旅馆的大通铺里天南地北的人都住在一起。听他们聊天也留意到这些工厂里需要的很多产品,柳市当地就有在做,价格也更便宜。于是,我记下了很多人工厂的地址,回柳市拿了些样品后就自己找过去开始谈订单,第一站是河南汲县(已于1988年10月改为卫辉市)。

这以后大概算是真正的“创业”。我拿着地图,坐火车先去标红星的省会城市,然后就顺着火车站和铁路线,在沿途找工厂谈合作,一个地方找完再坐车去下一个城市,这样就攒了一批客户。当时一年还有两次全国机电产品订货会,我们就背着自己做的产品目录去找客户。那时候,像按钮开关价格是2元钱一个,还必须全国统一。因为对产品质量足够有信心,我们就包运费、包装费,而且可以货到验收没问题再付款,因此销路很好,供不应求。

当时就已经体会到,不管哪一行,做好产品本身的质量是第一位。而因为订单签得多,除了我自己办的门市部以外,工艺社和电器厂也会把产品目录给我一起带出去推销,这也给后来的入狱埋下了隐患。

为了“赶时髦”,1979年李楚(长子)出生时,我学着七里港的法式建筑给自己还有两个弟弟,盖了三间4层高的楼房,因为就在104国道边上,所以恰好是进上金垟村的“门面房”。1981年还在上海买了第一辆轿车菲亚特,雇了司机一路开回乐清。这些也不巧正好成了之后最显眼的“罪证”。

当时,我们这些生意做得好的个体户,风头也很盛,也就是现在说的“八大王”(那时李方平在低压电器经销领域叱咤风云,走到哪里都带着合同,被誉为温州“八大王”之一的“合同大王”。——编者注)。赚得多当时查得也很严,所幸我们一直都是合法经营,加上县里一直“保”着,只要求调查谈话时要出席,而去外地时需要打报告。这样的状态维持了一年左右,那时候也没觉得怕,更从来没想过要“逃”,生意也是照做。

被逮捕的原因现在想来有些好笑,说是当时省“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的车从国道经过,看见我家新盖的四层楼,就下了结论:“如果不是投机倒把,哪里来的钱住这样的房子!”1982年冬天,我就这样以“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

第二次创业:

有人指点我去赚外国人的钱,这句话提醒了我,于是我成为乐清第一批出国的人

那时候,最让我和家里人惊恐的是,听说通过投机倒把赚到1万以上就会被枪毙。而且当时除了我自己一个门市以外,有三家委托我代销的账目也算到了我的名下,甚至连我弟弟也被认为是我们擅自雇用的人员。战战兢兢在里面待了半年,直到最后“调查”结果出来,四家“公司”清算下来不合规的金额只有9500多元,当时想命算是保住了。1983年元旦,中央一号文件为我们这些合法做生意的人“平了反”,那年夏天,我交了4000元的罚款,然后得以出狱回家。

为什么正常的合法经营也会被抓?当时我百般思索,最后觉得可能因为乐清小,人怕出名猪怕壮,去了大城市就没问题。所以,之后我很快收拾东西就去了上海,在电子一条街的虬江路上租了个门店,挂靠在柳市供销公司重新开始做生意。

当时,国家规定商业产品允许顺价加价14%销售,我也恪守这个加价率继续做电器电缆生意。除了虬江路上的门店,我还在和平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这时候是真的开始大家说的温州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生活,小客户就在门店谈,大客户则去饭店谈。

计划经济时代,紧俏品都是供不应求,生意规模也因此越来越大,又在陕西路上承包了当时挂靠在上海警备区后勤部的一个门店,包括弟弟、堂弟甚至娘舅都到上海来帮忙。那时候,我们已经能够自己开订货会,把全国各地的客商聚到上海,在和平饭店办订货派对,这是老外都觉得“这些中国人够新潮”的事情。

在上海前后算是风平浪静住了7年,其间也陆续把家人从乐清接到了上海,但孩子当时只能寄宿在老师家,偶尔周末接回来一家人吃顿饭,跟着我们在饭店打个地铺,星期一再回去上学。

就这样到了80年代末,又遇上了中央经济秩序整顿。尽管生意一直做得本分,但之前入狱的经历已经注定我们面对历史重演的可能,已经不像1981年“取保候审”时那么不知道害怕。那时候咨询不少人,这样挂靠经营到底合不合法,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但有人指点我最好是去赚外国人的钱,这句话提醒了我。为了方便“逃”,那时候花了100来万元,和两个弟弟办好了去泰国的手续。

事实上,也的确很巧,那一次又因为“房子”惹来了麻烦,我在和平饭店租的办公室也被调查组认为:“如果不搞资本主义,哪里来的钱住这样的房子!”被没收了护照,接着又调查了一段时间。最后,结论便是所有我在饭店的开销都必须自掏腰包,不得报销。即使我只是租来作为办公场所,也被认为是住房,补交完这笔钱后,案件就算结束,但再一次经历险些入狱的经历,的确让人心有余悸。

这之后,我和家人为了“逃”出去,成为乐清第一批出国的人,先去了泰国,后来孩子的妈妈考虑更好的环境,选择了去加拿大定居。其间生意基本上“停摆”,捎带着经营,主要是为了清理库存。

第三次创业:

我把决定权交给李楚, 他一个人留在美国, 和专家们一起泡在实验室

如果不是温州人天生闲不住,也许就会一直留在加拿大过安逸的日子。

因为之前生意顺利,当时家里已经有几百万元的积蓄,用现在的话说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即使什么都不做,一家人过日子也完全不成问题。

那时候国内形势不明,在国外语言不通,也没有了做生意的念头,1991年到1996年之间,算是“半退休”的生活。只是自己时常会觉得,不到40岁就退休,总是太早了点,毕竟从小我接受到父母的观念,是“人活着,就该去劳动”。

1996年,李楚初中毕业跟着他妈妈去了加拿大。那一年,国内楼市开始触底反弹,我到杭州开始打算投资房地产,也就是后来庆春路上的嘉德广场。在山东也运作了一个住宅项目。尽管房地产收益可观,但在心里我自始至终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实业兴邦,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执念。

除了房地产开发以外,那时候听说国内外有什么不错的项目,有兴趣的就会去做些投资,也被一些所谓的高科技项目忽悠过。

到2005年,挺凑巧的,“邻居”又一次成了我创业路上的贵人。这次则是加拿大的邻居告诉我关于“人工耳蜗”的消息——手握8项电子耳蜗专利的曾凡钢教授、美国HOUSE耳科研究院听力神经学中心主任傅前杰教授等一批旅美中国科学家,一直在寻觅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他们找过台湾、香港和内地的一些企业家,但因为这项目投资高、风险大、回报慢而遭受冷遇。

我虽然念书不多,但我想美国人能做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肯定也能做,更何况能够把一项中国还没有的技术引进来,应该是件好事。我把考察项目和是否介入的决定权交给了李楚,他一个人留在美国,和专家们一起泡在实验室。后来我们知道,当时掌握人工耳蜗技术的在美研究人员有30%是华人,但是,却没有华人做企业,2006年我们两父子拍板决定做人工耳蜗,在美国正式成立了诺尔康。

最初提出的目标,用3年时间3000万元,产品就可以做上市,但显然这个目标缺乏产业化和商业经验。2008年下半年,才做出了样机,但在芯片集成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到2009年初,这个项目已经花了1.5个亿,接近我心里设定的止损点,当时我也有了放弃的打算。

年轻时候我们创业,背后什么都没有,而到李楚这代人,已经有着足够多试错的资本,因此决定权我仍然交给他。也因为他的坚持,经过近200例临床试验,2011年8月19日,我们拿到了国家药监局的人工耳蜗器械证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诺尔康真正走进大众的视野,有了现在的许多佳话。

2009年12月23日,诺尔康首次为耳聋患者植入自主研发的产品。从2009年植入第一例人工耳蜗至今,已成功帮助全球8000多名听障人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且这一数字每天都在增加。

1955年出生的我,现在已经60多岁。我这辈子的梦想是要做成三件事,让听不见的人听得见,让看不到的人看得见,让站不起来的人站起来。这也是我们父子共同的梦想。

李楚,1979年出生。李方平长子,留学加拿大,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方平,1955年出生。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业,曾是“温州八大王”中的“合同大王”,现为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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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王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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